复次，各类社会组织和公益团体发育不充分，多元社会持续虚弱，基层组织自治能力孱弱，无法构成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于是，人民在公法上就有完全无缺的人格，而不再像过去待命于主人的奴隶。唯有明悉公权论的意义所在，才有可能再嫁接在现行的制度或理论上。

[26]这相对于先前的权利列举已有进步，但其分类标准不一，尚未达到体系化的水准。[15] （四）林纪东的公权论 20世纪40年代，林纪东在行政法关系中展开了其公权论的相关论述，总体而言，突出贡献并不明显，其成绩主要在于分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的特性。[34][法]勒翁狄几(L.Duguit):《公法要义》,杨肇熉译,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2—13页。（一）刑法上的公权 早在1890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刑法志》中多次使用了公权一词。这后一种权利也叫权力。

[13]同上注,第122—137页。换言之，公权就是个人的公权。这里所说的降低风险就是指尽可能地减轻推行国家建构主义法治所付出的代价。

(38)然而，从理性类型的角度上说，在依靠政治强人推进现代化的卡里斯玛式社会中，一旦政治强人犯错或者离世，那么，整个社会便会瞬时陷入动荡。(28)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治国理政。政治学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叫作vote player，就是有否决权的玩家，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如果这样的玩家太多，那么作出决策将变得十分困难，(74)日本还有我国台湾的议会闹剧已经屡见不鲜。参见李红勃：《迈向监察委员会：权力监督中国模式的法治化转型》，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第150页。

(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3页。于法治而言，社会维度不可或缺，能够有效弥补国家推进法治的动力单一性缺陷。

这种法治范式的主要特征是将国家与集权等同起来，视其为一个威胁，或者是理论上潜在的，或者是现实中存在的。参见[英]H.K.科尔巴齐：《治理的意义》，载王浦劬、臧雷振编译：《治理理论与实践：经典议题研究新解》，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证诸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至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越南、柬埔寨，皆是如此。由国家主导构建的法律体系，提供了一个全社会治理的规范性框架，但其目的却不仅止于一个体系的完成。

⑩参见马长山：《国家构建主义法治的误区与出路》，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4期，第28-29页。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特征是自由主义隐蔽的主题。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基于快速工业化积累的需要，对社会有所压制甚至是吞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选择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新时代到来之后，倘若还抱持着这种固有认识，恐怕就缺乏说服力了。法治本身就涉及各类社会关系的调整，每次改革势必触碰各个群体的利益及诉求。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形成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一体治理格局。法治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一样，是一个系统性、全局性的工程，绝对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应当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就问题谈问题式地建设与改革。

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尤其要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将领导干部推进法治建设的实绩作为考核、任用、提拔的重要依凭。而且，所谓改革，必然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必不可免。

任何权力……一般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任何支配的持续运作，都有通过诉诸其正当性之原则的、最强烈的自我辩护的必要。(55)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二、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语境论 当今，法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共识。第二，国家通过宏观调控结合必要的微观干预，在实现和扩大各个群体和所有阶层的福祉目标下，统筹社会资源、调整分配格局。(36)而国家在政治学领域的重要性折射在法学领域，尤其是聚焦于法治这一具体论题上，则是扩充了法治的价值内涵，(37)即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目的论。(60)参见叶静漪、李少文：《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创新》，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4期，第845页。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要在崇法信法守法上先锋垂范。不论是作为制度形态的法治，还是作为理念形态的法治，都不可能剥离意识形态基础。

③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8页。(43)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深度嵌入在我国的政权结构之中，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

概括地讲，一个地区所取得的法治成效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党和政府对法治工作的重视程度如何，其关键则在于各相关职能部门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正确到位以及方式是否合适恰当。(84)因此，法治的这个中国故事——虽有难度——但一定要讲，还一定要讲好!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部署中，先后出现了三个关键性范畴：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22)举国体制并不是新生事物。(75)从概念本身而言，社会一定比国家的外延范围更广，尤其是在指涉某个共同体或者主体群落时，就更为明显。七是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62)参见任剑涛：《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载《行政论坛》2021年第2期，第17页。也就是说，法治是现代文明的必然产物，不厉行法治则根本谈不上是现代性国家。

这说明了我们的社会组织的自治性非常低，其实质原因是我们的社会缺乏主体自觉与自主。后者则是强调国家作为主体的功能意蕴，在实践中并不排斥社会与个人的协同参与。

(46) 首先，在坚持党的领导中改善党的领导。对时间的不同诉求，决定了法治现代化的不同路径。

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化为例，在资本积累的阶段，资本的大规模投入是启动工业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支持者则因没有很好地区分价值论上和方法论上的两种国家主义，(11)致使其陈述无法抛开历史包袱和政治风险，从而显得畏首畏尾、欲说还休。国家建构主义法治非但不排斥社会和个人的协同参与，而且将社会和个人的协同参与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证据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战略的提出。(74)参见王绍光：《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换言之，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它对发展速度有着一定的偏执，同时还有可能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相脱节以及可能有法治动力自发衰弱的趋势。既强调改革步骤的加快，又适当地分步推进改革，分解改革，以减轻单位时间中的改革成本。

(21)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页。诚如陈明明所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引导，社会现代化的成果就无法积累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8-2022年)》，科学化和体系化地构建了由中央贯穿到地方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改革并非易事，实践中，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对于法治改革的方案都需要谨慎制定并试点展开，最好是先易后难。